1793年，英国使节乔治·马戛尔尼抵达北京，不仅带来了钟表、武器和测绘仪器，还带来了他对世界秩序的看法。清朝认为英国是远道而来的“贡使”，而英国则渴望扩大贸易。双方在礼仪上的争执实际上反映了两种制度和权力观的冲突。马戛尔尼在回国途中记录了沿途的观察：乡村房屋简陋，民众生活困苦，地方官员接待使节时奢华却鲜少关心百姓的疾苦。这些记录虽然揭示了清代社会的问题，但将英国理想化为富裕之地同样缺乏依据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18世纪末，英国正经历工业革命的迅速发展。纺织机器提高了生产效率，但并未立刻使普通家庭的生活改善，反而让许多手工业者失去生计，工厂主则压低工资和延长工作时间。在煤矿和纺织厂，年幼的孩子被大量雇佣，他们身材小巧，能在狭窄的环境中工作且容易接受低工资。许多人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，恶劣的空气和频繁的事故导致伤亡并不罕见。所谓的“工业进步”，在相当长时间内主要体现为机器和资本的扩张，而非劳动者生活的改善。

查尔斯·狄更斯在《雾都孤儿》等作品中描绘贫民和孤儿的生活并不是随意渲染。1842年，英国议会公布矿山调查报告，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了妇女和儿童在矿井工作的悲惨状况。1847年的《十小时法》限制了妇女和青少年在纺织厂的工作时间，曾被视为重要进步，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标准之低。

然而，将英国工人与美国南方的黑人奴隶进行简单比较，认为奴隶“生活得更好”，是一种危险的误读。虽然奴隶主会照顾部分奴隶的劳动能力，因为奴隶是可以交易的财产，这并非出于仁慈，而是出于成本考虑。作为财产的奴隶，其婚姻、迁徙、家庭和身体等皆由主人决定。

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不仅是普通劳务交易。非洲人被武装掳掠并装上拥挤的船舱，途经长途往美洲，途中因疾病、饥饿及暴力造成大量死亡。即使活着抵达，他们也会被拍卖、分离和强迫劳动。高昂的价格只是说明奴隶贸易的高利润，而并不意味着奴隶的生活条件较优。有人会问：“既然奴隶如此昂贵，那为何主人还会虐待他们？”答案在于压迫与超额收益并不矛盾。奴隶主可能会给受伤的奴隶提供医疗，但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，他们也可能施加惩罚。医疗、口粮及住房仅仅是维持生产的手段，而非对人性的尊重。

比较两种制度时，最容易被忽视的是，早期资本主义通过商品化劳动力使劳动者名义上获得自由，但很多时候他们只能在饥饿和失业之间徘徊。与之相反，奴隶制直接剥夺了人的身份。资本主义依赖低工资压榨，而奴隶制则通过所有权进行控制，尽管表现不同，底层所承受的暴力却都是存在的。

正如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中所言，资本的到来是血腥和肮脏的象征。这句话描绘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，包括殖民掠夺、奴隶贸易和工人贫困。并不是所有资本活动都以同样方式运作，也不意味着奴隶制可被重新评价为轻松制度。资本主义的调整并不是因为资本自发变得良善，而是工人组织、议会改革和社会舆论的压力，迫使工厂接受工时限制、工伤保障和最低生活标准。

因此，标题中的“比奴隶制还糟糕”更适合用作对早期资本主义的警示，而不能视为严格的历史结论。不同的制度之间既有剥削的共性，也有法律结构和社会后果的差异。1793年的清朝、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和南北战争前的美国，无法用简单的数字比较得出优劣。真正值得探讨的是财富增长的代价究竟由谁承担，以及这种代价能持续多久。